1976年1月15日下午，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，周总理追悼会即将举行，一项临时安排打乱了原定节奏。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通知负责警卫工作的邬吉成，江苏厅、台湾厅要提前布置妥当，准备迎接一位重要来宾。 这位来宾，正是毛主席。 消息传到现场后，工作人员立即行动。休息地点、通行路线、警卫部署，都要重新核对。追悼会没有按原定时间立即开始，现场不少人以为，毛主席或许会亲自前来送别周总理。 这份期待，并非毫无缘由。 早在1974年12月，周总理到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四届人大筹备工作。那时周总理身体已经很差，却仍坚持处理政务。12月24日晚，他与毛主席谈了两个多小时，原本准备第二天返京，临行前却突然改变主意。 工作人员有些疑惑，周总理笑着说：“主席明天过生日，我还要多陪两天。” 12月26日，周总理没有大张旗鼓为毛主席祝寿，而是请身边工作人员和湖南有关同志吃饭。他特意交代，不说“祝寿”，只说大家一起吃顿饭。席间，他举杯祝愿毛主席身体健康，自己因病不能饮酒，便请工作人员代为敬酒。 这个细节很能说明两位老战友之间的相处方式。周总理知道毛主席不赞成铺张庆贺，于是把心意放进一顿便饭里。饭菜比平时多了一道，也是为了感谢那些长期照料毛主席、接待他的工作人员。 次日凌晨，毛主席又单独约见周总理。两人谈话持续两个多小时。周总理返回北京后住进医院，病情逐渐恶化，但仍牵挂着毛主席。即使从昏迷中短暂醒来，他首先询问的，往往还是主席的身体情况。 “主席身体还好吗？” 医护人员告诉他没有大的变化，他才轻声说：“只要主席健在，我就放心了。” 1976年1月8日，周总理在北京逝世，享年78岁。消息传出后，中央领导同志赶到医院。遗体经过整理，于当天中午转送北京医院。治丧安排随即展开，追悼会定于1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。 周总理逝世后的告别活动，规模远超原先能够容纳的人数。北京医院外，前来送别的群众排成长队；灵车前往八宝山时，沿途道路两侧也站满了送行者。1月12日起，劳动人民文化宫连续三天接受吊唁，前来悼念的人数超过百万人。 这些安排，既体现了周总理在人民心中的分量，也给治丧工作带来巨大压力。每个环节都必须慎重，尤其是追悼会当天的警卫和接待。 与此同时，毛主席已经得知周总理逝世。工作人员把讣告清样读给他听时，毛主席闭上眼睛，眼泪从眼角流下。整个过程中，他没有说话，只是安静地听着。 有人曾向汪东兴询问，是否要把追悼会时间告诉毛主席。汪东兴考虑后表示，政治局没有发出邀请，就不要主动询问主席是否参加。可他同样清楚，毛主席与周总理相交数十年，如果身体允许，绝不会对这场告别置之不理。 于是，才有了1月15日下午那道临时密令。 人民大会堂内，工作人员一直等待着。江苏厅和台湾厅已经准备好，通道也作了相应安排。然而，毛主席始终没有出现，追悼会因此推迟了一段时间。现场负责同志只能执行命令，并不知道毛主席为何没有到场。 答案其实并不复杂。那时毛主席身体状况已经十分严重，行动需要人搀扶，连独自走路都很困难。追悼会当天，他坐在住处的沙发上默默流泪。张玉凤见状，试探着问是否要去参加。 毛主席抬手拍了拍自己的腿，说：“我已经走不动了。” 一句话，说明了当时的全部处境。不是没有哀痛，也不是不愿送别，而是身体已经不允许他再走进人民大会堂。最终，毛主席派人送去花圈，放在周总理遗像旁，代替自己完成这场迟来的告别。 追悼会结束后，邓颖超遵照周总理遗愿，将骨灰撒入祖国的江河湖海。周总理没有留下墓地，留下的是一生处理国家大事时所使用的文件、批示，以及与毛主席共同走过的漫长岁月。 1976年9月9日，毛主席逝世。年初人民大会堂里那次短暂的等待，也成为两位老战友之间最后一次未能完成的当面送别。 特别